其所从出,亦不外是矣以《大学》之序言之,知性则物格之谓,尽心则知至之谓也。”
曹端闻言却是一怔。
——尽心论。
因为理学的尽心论是心性论的一部分,全靠心证,而心证的东西,拿来辩论是没有结果的。
所以,这就是属于拖时间的无赖打法。
但凡要点脸面的,肯定是干不出来这种事情的,所以胡俨没好意思。
而杨士奇今天为了赢.不,或许只是为了输的不那么难堪,直接把理学的尽心论给祭了出来。
而理学尽心论的基本观点就是尽心与穷理致知、体认天理这三者,是一并显发的,只要尽得此心之全,亦即意味着对万物之理的穷极无余,在逻辑层次上,万物之理是天理的显现。
最终版本的朱熹则认为,对于人心,想要尽得此心,必须穷理致知,只有这样才能透显涵具灵昭明觉之知的本心,并上达天理,最终实现人的气质之性与天理的天地之性的统一。
解缙此时只道:“谬矣!”
“孟子所谓‘动心忍性、强恕而行’,讲的都是尽心,心之在人,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,如此种种,如孺子入井而有恻隐之心,不尽则石火电光,尽之则满腔恻隐,无非性体也,人与天虽有形色之隔,而气(物质)未尝不相通,知性知天,同一理也,何必舍近求远?”
解缙的意思是,朱熹等宋儒认为“性/理”是独立实体,所以才有“必以知性先于尽心”的尽心论说法,继而以穷理为入手工夫,而其所穷所知之理乃天地万物之理,反失却人心恻隐羞恶等条理,不说南辕北辙,也可以说是舍近求远。
汪与立这时候反驳道:“是以圣人设教,使人默识此心之灵,而存之于端庄静一之中,以为穷理之本;使人知有众理之妙,而穷之于学问思辨之际,以致尽心之功。巨细相涵,动静交养,初未尝有内外精粗之择,及其真积力久,而豁然贯通焉,则亦有以知其浑然一致,而果无内外精粗之可言矣。”
汪与立的说法,就是典型的理学的“交融贯通之境”,也就是宋儒们总结出的境界法门,是知觉之心体在穷理、致知之后“心理合一”的证成。
此时此刻,反方辩手们已经不指望赢了,只指望输的不要这么难看。
而眼见杨士奇用的“尽心论”这招似乎有点效果,反方辩手们也是跟着一拥而上。
高逊志亦是开口道:“专务于内,从心求理,则物不尽;专务于外,从物穷理,则心不尽。物不尽,心不尽,皆是理不尽,故而必心物内外交融,达至于心理合一之境界。”
杨敬诚亦是打起精神来说道:“必其表里精粗无所不尽,而又益推其类以通之,至于一日脱然而贯通焉,则于天下之物,皆有以究其义理精微之所极,而君子之聪睿,亦皆有以极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矣。”
融会贯通之境,这个说法被反复提及,实际上就是宋儒认为当为学致知进至脱然贯通境界,知觉之心知与物之理则一体契合,故本心所具之灵昭明觉之知,不仅能够究极天下之物的精微义理,也能够究极此心体之量。
有点类似于“大自在”、“大圆满”的意思。
胡俨亦是勉力说道:“不以一毫私意自蔽,不以一毫私欲自累,涵泳乎其所已知,敦笃乎其所已能,此皆存心之属也。是以平居静处,虚明洞达,固无毫发疑虑存于胸中.至于事至物来,则虽举天下之物,或素所未尝接于耳目思虑之间者,亦无不判然迎刃而解,仁义礼智信,种种天理,皆由此而证。”
张宇初这时候也开口了,既然涉及到心性,那正是他最近研究的心学所在,他更有发言权一些。
“孟子言良心,何不指其降衷之体(宋儒概念里的‘性体’)言之?而形容平旦之气,似落于迹象,不知此即流行之命也。知此即为知命,犹之太虚何处不是生意?然不落土,则生机散漫,无所收拾。”
这就是绕开宋儒,回归到孟子这里,强调在先秦儒学的哲学体系中,“良心”和“平旦之气”比“性”更为根本。
顺着这个思路,姚广孝亦是说道:“平旦之气,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,此语即喜怒哀乐未发之体,未尝不与圣人同,却是靠他不得,盖未经锻炼,一逢事物,便霍然而散,不妨说‘工夫所至,即为本体’,尽心而得本体,有违先儒之论。”
破题的思路,基本都是一致的。
既然反方辩手始终强调尽心而得本体的宋儒观点,那就去先秦儒家的理论上找依据。
反正理论体系上,肯定是古代圣人的观点,更加有权威性。
而在宋儒这里,是强调有心体或性体之类的一先天本体,然后经由工夫,复其本体。
正方辩手们,就强调先尽心工夫,工夫精熟,心体流行自然条理分明,此为性体或者说本体的根本,在这个逻辑框架下,本体不再是一先天本体,而是工夫所至,心的一种良好状态或属性。
“不然!”
杨士奇固执道:“人生时浩然之气,被那气质混浊颓塌之气所遮掩,这浩然之气,乃是工夫后养得。”
解缙笑道:“浩然之气本非固有,如何养得?与那昏浊颓塌之气不过是一气罢了,工夫则点铁成金,不是将好气来,换却此气去也。”
杨士奇坚持道:“人之一心,湛然虚明,如鉴之空,如衡之平,以为一身之主者,固其真体之本然。而喜怒忧惧,随感而应,妍媸俯仰,因物赋形者,亦其用之所不能无者也。”
这里就是分别从体、用两个方面来论说人心,也是程朱理学对于人心的经典论断。
从本体的一面来讲,认为人心本体、本真的一面如明鉴一般纯净虚明,不染一物,又如衡器(天平)一般公平公正,不著私意;但在发用的一面,则认为人心不能不因“喜怒忧惧”、“妍媸俯仰”这些外在情绪表现出随感而应、因物赋形的情感表达和价值判断。
实际上,这也是程朱理学心性论与尽心论的根子了。
从理学对人心体用两个方面的阐发不难看出,人心不仅是知觉的主体,且作为知觉主体的人心本身具有德性色彩和善恶判断。朱熹所谓人心不仅能知觉,而且有善恶,也就是“心有善恶,性无不善”.由于朱熹的人心在发用一面既已体现为善恶两方面的道德属性,因此从尽心论的角度来看,人的认识就不是纯粹的认知问题了,而是心性的道德修养问题。
胡俨亦是说道:“人有是心,莫非全体,理有未穷,故其知有不尽,知有不尽,故其心之所发,必不能纯于义理,而无杂乎物欲之私,虽欲勉强以致之,亦不可得而致矣。”
这里就是说,程朱理学认为人心即便通过“尽心”的工夫,也并不能穷极事物之理,究其根本就是人心被私欲遮蔽,而私欲对于“尽心”是有极大危害的,仅会影响和阻碍“尽心”的进一步推进,也会对修身养性带来直接影响,而朱熹的观点则是人心一旦被私欲所蒙蔽,那么就算想勉强“尽心”,也很难做到.换言之,“尽心”不是一个靠自身努力所能完全达成的认识过程,阻碍认识活动难以继续推进的非是人自身之知识能力缺乏的问题,而是认识主体自身的道德修养问题,也就是人欲的问题。
实际上,双方激烈争论的观点,始终都是基于不同本体论派生出的心性论。
而宋儒以朱熹为代表的尽心论,正是其分别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反映,根本上是理气二元在心性论上的反映。
正方既然主张物质一元论,那么自然反对有所谓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分别,认为浩然之气与昏浊颓塌之气总是一气,养得好则昏浊颓塌之气变而为浩然之气,养不好则浩然之气变而为昏浊颓塌之气。
所以,根子上这些心性论派生的说法,还是本体论上的争端。
只不过现在的问题在于,本体论可以用细胞学来实证,心性论却不能,所以驳不倒反方。
姜星火静静地听着他们的争吵。
一场太学之会,眼见着就从上午,来到了中午。
明日高悬。
姜星火方才开口。
“所以,诸位都认为,尽心难以致良知?”
胡俨微微颔首应道:“然也,诚如伊川先生所言:良知良能,皆无所由,乃出于天,不系于人。”
反方辩手们,并没有觉得胡俨的回答有什么不妥。
“良知”是尽心论的一部分,属于专有名词。
该词最早见于《孟子尽心上》“人之所不学而能者,其良能也;所不虑而知者,其良知也”,而在宋儒的话语体系中,有进一步的引申含义,朱熹在作《孟子集注》时对“良知”这个词的“良”作注时,用的事“本然之善”这四个字解释。
呃,倒也不必一看朱熹做的注释,就觉得夹杂私货了。
实际上,朱熹确实缝合了不少东西,也自己为了理论上的逻辑自洽而夹杂了私货,但至少在“良知”这个词上,朱熹所注与孟子的原意基本上是一致的,即“良知”是一种先天的知觉,也就是孟子所谓不必思虑而能知觉的意思。
同样,朱熹在注释孔子那句“我非生而知之者,好古,敏以求之者也”时,写的注释是“生而知之者,气质清明,义理昭著,不待学而知也”,这里面对于“知”的语境,跟之前是完全一致的。
但跟先秦儒家零散地提到良知或知不同,朱熹把这个词跟之前所重点说的“敬”“诚”之类的一起提高了重要程度。
在朱熹这里,良知是人生来就从天那里继承的东西,是天赋,是天灌注到人心中的东西。
换句话说,还是“天理人欲论”的基本观点,是一脉相承的。
因此,“良知”在朱熹这里会高频率地出现,而且往往跟他的心性论绑定在一起。
朱熹在《大学章句》里写了“人心之灵莫不有知”,在《大学或问》中写“人莫不有知”,在《孟子集注尽心章句上》对孟子“尽其心者,知其性也,知其性,则知天矣”进行注释“心者,人之神明,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”.如此种种,不胜枚举,都是良知的意思。
正因为这种广泛使用,所以当姜星火提出“良知”的时候,根本就没人反应过来有什么问题。
姜星火看着高悬在天空中的太阳,额头被阳光照射,已是沁出了几滴汗珠。
——他有点烦了。
所以,姜星火决定早点结束这场太学之会,给予反方辩手们最后一击。
“依我看来,经济社会运行,不需要什么仁义礼智信作为高高在上的约束,说到底,既然良知是与生俱来的,那就能使人知善知恶,能使人对自己的行为做出正确判断,所以不管是解决尽心还是方才提到的道德,只需要三个字就够了,致良知。”
(本章完)